亚洲城手机官网:周恩来伯公主持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日常专业,毛泽东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忙于对国内外大事的操劳处理,经党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有一次,一位烈士子女来探望他,恳求他保重身体。在傍晚的院子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同志,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这是周恩来决意面向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献身的忠诚誓言。这八个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周恩来等有了一定的条件,来设法尽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恶果了。他们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逐步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并着手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当时提的是: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他又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9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极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文”,指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到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存在的问题着重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体,为所欲为”。他说:“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这年上半年,他已经在一些会议上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了。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特别是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效果。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他强调指出批判极左的重要性,并且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在会上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3年,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说:“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从1971年底到1973年,国务院召开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在城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即经济工作十条)。这个文件拿到这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市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成。
  当时,周恩来指出了经济工作中有“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要着重加以解决。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这个问题在1972年还没有切实得到解决。这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1973年3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还说:“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他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批评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年比上年增加19%。第二,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食生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中共中央在12月10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要各地执行。
  经过1972,1973年的努力,“突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反对极左的同时,周恩来在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发展对外经济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1972年2月5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这是首次提出整顿的主张。据此,全国计划会议起草了文件,提出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同位责任制等七项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等七项指标。对这个文件,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建议由国务院提请中共中央批转下发。但由于张春桥作梗,没有能发下去。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1971年12月16日,他对援外飞机的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批示,和叶剑英一起抓军用飞机质量问题。他提到高度来指出:质量问题是路线问题。1972年1月,鉴于汽车生产质量下降,他请余秋里抓这个问题。4、5月间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这些,都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强质量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整顿。10至11月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解决林彪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所造成的经济工作混乱状况,明确提出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
  农村方面,也注意纠正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他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1972年7月1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对于杨振宁提出的我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不久,他对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说: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9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了。10月,他针对当时正常升学制度已被“文革”破坏的情况提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教育提出的富有胆识的主张,是后来恢复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他还在恢复出版事业,加强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的工作,提议把新华社的原负责人、老干部朱穆之从干校调回来,参与领导,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对外经济方面,周恩来努力为改善和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创造条件。1973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等,总额43亿美元(后来实际对外签约成交39.6亿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段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因此,国民经济逐步回升。1973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成为第一个五年讨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财政情况也是好的。
亚洲城手机官网,  在外交方面,我国也打开了新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用了很大力气来对大量的被打击迫害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9月30日前后,周恩来几次约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国庆社论的内容,强调要继续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这期间,他建议在毛泽东处召开一次会议,谈中共“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并提议朱德、董必武、许世友等参加。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间,周恩来分别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和天津、上海、江苏等小组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要抓好生产,落实干部政策,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他同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谈了解放干部和安排工作问题,之后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解放干部。他在延安参观“七大”会址时,提出应陈列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贺龙的照片;当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这几年中,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种纪念日举行活动,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或者,他提出名单建议一批同志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使不少同志从而获得解放。一些冤案如贺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相继平反。限于客观情况一时还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来的推动和后来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释放。
  国外有些人是这样评论的:“由于周,林死后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暂时填补。长期的接班斗争,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才避免让‘四人帮’接了班。由于周的经验和在中央的连续领导,那些被侮辱的干部和高级文职人员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比较容易地恢复工作。”
  这里着重说一下周恩来关心邓小平的安全和努力使他重新出来工作。1969年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时,周恩来亲自给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打电话,要当地加以照顾。正如邓小平在那里劳动的工厂的负责人罗明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恩来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制造舆论。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了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谈话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原来甚为健康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紧张、繁忙而急剧衰弱,除得了心脏病而且屡次发作外,1972年5月,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定为膀胱癌。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周恩来万机待理,不可能真正地得到休息。因治疗一再延宕,到1973年1月5日,大量便血。3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说明了便血的情况,向政治局请假两星期,并提议在自己去玉泉山检查身体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10日,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毛泽东批:同意。3月10日到24日,周恩来到玉泉山进行检查治疗。10日晚,做了第一次手术。4月9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5月20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在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12月1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接着,周恩来忙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并于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安排。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惧。他们不断地进行阻挠。1972年8月,周恩来针对江青一伙大搞“空头政治”,造成不敢抓业务、不重视业务的严重情况,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这个指示传达后,江青一伙就追查来源,并阻挠它的贯彻执行。9月底,周恩来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姚文元勾掉。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称这版文章是“毒草”,在上海组织批判。这年秋,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上认为周培源为贯彻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讲话而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当时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这个会议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说什么“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他们声言要追周培源的后台。周恩来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在会议纪要中不能把科技战线写成是“黑线专政”。11月底,周恩来审阅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设想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阅后批“拟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阅。张春桥阅后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他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在谈到批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报到中央后,也因张春桥的阻挠而没有通过。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的经济工作《十条》,由于张春桥的破坏,也不能下达。江青一伙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尽力纠正“文革”“左”倾的错误。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江青、张春桥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说:“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具体斗争是不断的。如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谈到影片《李双双》时,当场点名要那个江青安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批判这部影片,并明确指出这部影片总的倾向是好的。8月6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21日,在召集万里等开会时,听说了卫生战线劳动模范时传祥因被江青点名而受到迫害,周恩来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指示叫为时传祥平反。这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她遭到了毛泽东的斥责。
  1974年初,周恩来癌症显著发展,病情加重。1月20日后,连续作治疗。24日,江青一伙背着毛泽东召开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这两次大会,经过江青一伙策划,迟群、谢静宜等作了煽动性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毛泽东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一·二五”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说他们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接着,江青又制造了“蜗牛事件”,以美国康宁公司赠送我国四机部代表团成员玻璃蜗牛的工艺品为借口,说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从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周恩来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真相和该国风俗习惯。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常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下发的要收回。
  江青一伙对于周恩来等前一时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了不断的反扑。他们针对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科组一份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查的文件,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宣扬交“白卷英雄”张铁生。这年底,他们又利用经过编者精心删改的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的日记摘编,批所谓“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他们还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追查周恩来看过和肯定的电影《海霞》是谁推荐的,说这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他们指责电影《创业》是“给什么人树碑立传”。毛泽东看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他们才把已经排好的批判文章拆了版。他们组织了一些写作班子写文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邓小平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并去作报告,江青吵着不同意,直到毛泽东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一时期,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捣乱,已经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严重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
  4月底以厉,周恩来病情日益增重。6月1日,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此后就住在305医院里了。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说“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对“现在的儒应写文章”。不久她在天津又说,“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甚至给一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她们极力攻击周恩来等,妄图为自己组阁创造条件。这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10月17日,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向周恩来。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同意。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交通部派两个干部去任政委、政治干事。“四人帮”的党羽要他们来批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他们拒绝。“四人帮”的亲信就在上海整了诬告材料,江青一伙借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扬言要揪后台。“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遭到邓小平的批驳。第二天,他们就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昧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听了后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周恩来在医院里得知这事后,同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风庆轮”事件经过。然后,他通过接近毛泽东的同志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这事情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上旬,周恩来在医院里分三批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
  1974年底,周恩来不顾病情的发展,为了主持开好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仍然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争取要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约李先念等交换意见,感到教育部关系重大,确定以周荣鑫掌管为宜。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身,还远行千里,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这一次,还同毛泽东单独谈了话,提到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事情,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补他为中央副主席,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这次,周恩来回到北京下飞机前,坚持叫秘书搀着到驾驶舱看望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这时,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肠部。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把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否定了“四人帮”提名的迟群。8日到10日,他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13日至17日.弟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种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1月下旬,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小平把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他主持了由总理、副总理13人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同日,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他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副总理的分工情况,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5年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周恩来的上述安排,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影射攻击周恩来等。同日,姚文元写文章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人们(笔名梁效)谈话说:“党的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随后,“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所谓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反经验主义,要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后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在姚文元送来的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及在1973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搞“四人帮”宗派等问题。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这年8月,毛泽东同一个北京大学教师谈对《水浒》的看法,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江青就借此大做文章,召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说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她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离开主题大讲评《水浒》,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要求大会印发她的讲话稿,并在全国放她的录音。毛泽东得知后严厉地批评她“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向国外介绍了邓小平。10月以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24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手推车上,向围绕在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周恩来从1972年得了癌症后,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七旬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这时候也向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说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使他不能够也不考虑休息疗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绝症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不顾病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势更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1日到6月1日住进医院期间,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6月1日,他携带一大堆文件,告别他的办公室,住进医院。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40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但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他仍坚持工作。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的一些老领导同志会面谈话,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召开会议。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挣扎着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他也去参加了;董必武去世,他因病重不能参加追悼会,但仍亲自看了悼词。……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接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章。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邓颖超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这是十分真实而切当的写照。
  周恩来在病床上,仍关心着解放干部。他同纪登奎、吴德等谈这个问题,并责成把宋任穷等九人的案件赶快了结。他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1975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活动的人名单是张春桥拟定的,周恩来很不放心。他发现很多人不在名单中,赶紧找杨德中等去商谈,集中三四十辆小卧车,派人拿着请帖到这些人家中请,来不及参加白天的游园会,就参加焰火晚会,第二天名字见报,实际上又解放了一批人。他要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特赦。不久,他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后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特赦的决定。他还说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应予释放。
  当然,他十分关心同“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攻击他,他要秘书找出提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送阅;“四人帮”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他嘱医务人员把《鲁迅主集》中《评金圣叹》这一篇和各种版本的《水浒》找来送阅。他还要秘书把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
  周恩来关心看祖国的统一。1975年12月20日,他在病床上约罗青长部长谈对台工作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找部门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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