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与凸凹没完全离开乡村有关,能够说成故园中华夏族民共和国

摘要:
在我看来凸凹的小说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语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二是叙述上开创了一种他独有的杂文随笔风格,三是在乡土文学中他几乎以一人的力量和个性传承了中国文化——一种在民间代代相传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文化

在我看来凸凹的小说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语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二是叙述上开创了一种他独有的杂文随笔风格,三是在乡土文学中他几乎以一人的力量和个性传承了中国文化——一种在民间代代相传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文化。
对凸凹的作品,读得较多的是散文,真诚、坦荡,笔端不时流露出别人往往倾向于隐藏的最真实的东西。最近读凸凹的中短篇小说集《神医》,好像发现了一片新天地:这么独到的小说,过去多年中怎么就一直视而不见?
凸凹自称特别崇尚两个人的语言,一是汪曾祺,一是孙犁。此二人最大的特点是中国气派:简至,意境,唯美,阴柔,而简至(主要是由简短的有节奏感的断句、语感、语气构成)在我看来则是首要的,没有简至,后面的三种审美都不能成立。简至甚至是中国文化中国特色的前提。凸凹在本书的后记中说:“在中国当代文坛,汪曾祺老先生的文字,是镶嵌到我生命中去的,他的著作,是我的枕边书,每日耽读与揣摩,从无中辍,我把他当父执人物。”可见凸凹受其影之深。但事情的吊诡往往在于,我们崇尚什么正是我们之所缺,所缺必导致学习揣摩,结果却往往是得了真髓,却并不似所学之人,成了另一种东西。在我看来,凸凹的语言除在简至上得了汪曾祺的真髓,其他都不像汪曾祺,也不像孙犁,凸凹的小说既不意境、也不唯美,更不阴柔,相反,在简至统摄之下,倒有一种阳刚之气,山野之气,俚俗之气,因为简至,这些本“不”文化之气反倒有了一种神奇的文化味道。事实上就作品内容的广度与宽度以及复杂度上,凸凹比自认的师承还要更有力量,更浑厚,更贴近现实,用现在批评家时髦的话说:就是更及物。
试举一例。《天赐》描述祖父特点:“他对女色无所用心,整天赶着一群羊往山上跑。累了,就躺在草地上,唱歌。那山歌的词句很不完整,词意也暧昧,他高一声低一声地唱,很任性,却不动情。”几句简至的话,简至的节奏,就把一个山野之人勾勒得异常清晰。
凸凹小说第二个特点是杂文随笔风格,这点也不同汪孙,这使凸凹在小说的文体的有了一种可贵的拓展。这一点孙郁先生的论述已非常到位:“凸凹的小说不饰铅华,有乡土的东西,也有学问的东西,九曲回肠,像诗,像随笔,像风情绘,又像戏剧,小说在他那儿成了很灵性、很自我的存在。”最典型的是《悯生》,写了四种死,在一个短篇里写四种死本身已有随笔的行文方式,而每种死之后作者都要品评几句,比如写堂大伯的死,作者便做结说:“生死契阔。这是鲁迅杂文里说的。堂大伯的父亲虽然跟鲁迅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是我的曾祖母——他的母亲,已把一些关于生死的信息通过血液传递给了他,他不仅学会了听天由命,而且还学会了给无奈找出让自己确信不疑的理由。”这样在小说里把鲁迅抬出来的议论,完全是一种杂文随笔的风格,但它又是小说,因而让人耳目一新。
凸凹的第三个特点最为复杂,与前两者有关,与小说内容有关,更与凸凹没完全离开乡村有关,与他始终在“场”——在乡村的“场”有关。当今中国文坛存在着强大的乡土文学,亦存在着强大的乡土作家群,如贾平凹、阎连科、莫言、刘震云、毕飞宇、余华,可以说数不胜数,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乡土,是离开乡土之后写乡土,离开了本位;他们呈现的早年的乡土或唯美、或抒情、或批判、或魔幻、或血腥、或荒诞,总之是回望式的加入了观念性的写作,是站在城市化的文学视角观照乡村,抒写乡村。凸凹无疑是乡土作家,但凸凹与上述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他始终没离开自己的乡土“本位”。
凸凹是京西农民的儿子,以后成为了作家,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但无论感觉上还是切近的地理位置上,凸凹都没感到自己离开了乡村本位,都还感到自己是农村人、是农民,他也经常把这话挂在嘴头上。从作品的面貌来看,凸凹呈现出的乡村与莫言、贾平凹、刘震云们颇为不同,而最大的不同是凸凹的写作没那么多的“文学观念”,他延续的是中国化的中国乡村知识分子文脉。他叙事状物的立场是乡村知识分子的立场,因此他的小说里没有观念意义上的魔幻、荒诞、残酷、暴力美学,有的是在场的乡村生活本身——其间流淌着源源流长的中国文化底蕴。不仅如此,凸凹的小说也没有回望式的唯美与意境的影响,换句话说与他所崇尚的汪曾祺、孙犁也有质的区别。凸凹是一个客观的乡村知识分子、乡村作家,而非乡土作家。这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一是《神医》,一是《字戒》,它们都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性的标志:一是中医,一是书法,并在两个典型符号中寄予了个人物命运的起伏,同时又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小说中有乡村文化,乡村政治,个人在文化中的命运际遇,善恶互现,夹缠曲折,异常深刻,异常本色,异常中国,异常文化,让我们看到千年文化一脉相承的东西。凸凹以文化之身坚守乡村现场,他写作,并始终在场。
当然,其实凸凹是读了大量西方经典文学的,功底异常深厚,但由于他是在场的,西方的影响总是被现场的生活经验以及所含的中国文化所纠正,并在他的作品中化为无形。像《神医》表面上很难让人想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因为完全是中国化的作品,但往深里想还是可以看到卡夫卡在远方的照耀。凸凹是非常狡猾的,他的视野当然不只他的乡村,不只是中国,只是他把更大的视野在他的乡村中化为了无形。凸凹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是在场的,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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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与及物的乡村文学《神医》读后:

——读徐迅散文集《春天乘着马车来了》
徐迅是与散文同在的。说他与散文同在,莫若说他与皖河同在,与乡土同在。毫无疑问,徐迅是散文这个行当里不可或缺的一位作家,其作品的感召力,不仅当代,乃至未来都会不乏捧读者……
在偌大中国,可以说成乡土中国。尽管现在GDP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中国还是农民成分居多,乡土仍旧占据着中国的大片国土。而于文学,离开乡土,似乎就缺少诗意的葱绿,缺少神经的枝梢,显得枯燥、浮泛、麻木。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赵树理、孙犁、沈从文、汪曾祺这些乡土作家仍然在人们的口碑相传中被阅读、散布甚至效仿。
徐迅来自乡土皖西南,十多岁甚至有过跟随五里八乡闻名的父亲学打铁,这位“用铁锤为乡村锻造出了成千上万的锄头、刀斧、锅铲……”的父亲跟儿女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铁都捶扁了,还捶扁不了你们”。父亲用铁锤锻打出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却从不用“皮捶”敲打自己生养的未成年的子女……这些生命汁液深深地融入他的文学情怀,融入到他的生命历程中,一段打铁的经验自觉与不自觉地反射到他未来生活的诸多层面,成为警句,成为操守,成为鞭策,也成为动力。
在乡村,手艺人比一般农民多受尊重、被高看,他们在乡村被视为有本事的人。他们见多识广,脑子灵活,手脚麻利,思想也更为活跃,是农民阶层的精英。徐迅作为手艺人的后代,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手艺人的执着与坚定。
徐迅与乡土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瓜葛,这不仅因为在故乡的皖河、皖山有着他牵魂绊魄的双亲,以及情同手足的姐弟,还因为乡土里有妹妹陨落的栀子花,有农耕文明遗落的各种农具和年年生发的各色种子、花草,以及那些扭动腰肢的水蛇、会唱歌的鸟类……在徐迅的眼里,乡土生发的一切都是“跳动的火焰”,过眼云烟的都是“大地芬芳”。徐迅终其一生的记忆,也许都是依恋、彷徨着的那条皖河,以及皖河蒸发出的屡屡雾气……
皖河两岸低回萦绕着黄梅小调。“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样美妙的曲调盘桓流转在他的故乡。徐迅在字里行间自然少不了黄梅小调的萦回穿行。皖河孕育的乡土,上面生息着紫烟袅袅、一代代香火,与波光粼粼的人文故事一并融入浩瀚的长江。在现代史上,陈独秀、朱光潜、邓稼先、赵朴初、张恨水、程长庚、严凤英……这些晶莹璀璨的名字被皖河水喂养得如雷贯耳,让人肃然起敬。
在徐迅出色的散文篇章里,我们可以罗列出《它们》《泥土里的果实》《我的乡村生活》《大地书页》《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一九九九年的“双抢”》《半堵墙》《春天乘着马车来了》等诸多篇什。一个作家,终其一生,能落得三五篇文章让人称道,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徐迅写出如此之多的优秀作品,散文著作一部部顺利出笼,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有一阵子,他的《半堵墙》入围了一个著名奖项,并被作为首选悬挂于网络供人们投票,那样的欣喜其实比获奖本身更有意义。
《皖河散记》平静自然的叙述,与《跳动的火焰》饱满结实的情绪宣泄,映衬出皖河、皖山的起伏跌宕与乡土人情的张弛有度。徐迅驾着春天的“马车”,给我们送来《大地芬芳》,作为蜜蜂般的读者,我们跳着“五线谱”的步伐,在“音乐的花丛中穿行”,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兴高采烈地朗诵繁花似锦的诗句般的语言呢?
徐迅写到故乡皖河给我们涂抹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景象;写到亲情时,则让我们体味到水墨画的浓郁清香;而写到阳光、岁月这些标题时,我们读到了写意画的内质。
品读徐迅的散文,不得不佩服他驾驭语言的本领,一个个诗意滤镜过的词汇组合成句、成章,有如一叶轻舟行驶于风平浪静的皖河水面。山水行舟,自然化外,优美至极。一些乡语俚句也是手到擒来,与通篇文章唇齿相依,恰到好处。
即便写到苦难,徐迅让人感到隐隐作痛的同时,也让人读到诗意的快感。这不得不让人惊讶于他驾轻就熟的语言技巧,也惊讶于他内心世界的坚硬弱于柔软。
徐迅的乡土散文固然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的乡土文学始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其代表作家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了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与此具有进步色彩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当中废名和沈从文最具代表性。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中,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尤其是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及至新时期涌现出的诸多声名赫赫的乡土作家如韩少功、李锐、张炜等,其作品展现出了另一幅图景,他们以局外人的眼光打量着迅疾发生、又迅疾淹没的一切,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大地乡土

文化的变迁。徐迅应当归属为新时期的写作者,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切入皖河这片肥沃土壤,跻身于乡土作家行列,给乡土文学开拓出了一方崭新天地。
读完《春天乘着马车来了》,我们不禁要问:皖河两岸还有什么故事?徐迅接下来的作品又会是些什么景观呢?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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